[出处] 教育教学论坛_2022年第33期

陈 烨

（1.中国艺术研究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029；2.广州美术学院 美术馆，广东 广州 510260）

美术学院的教学系统是建立在多年的实践、交流、调整基础上的。回顾我国美术学院的教学历程，从近现代的初创探索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系统建设，美术教学有着严谨的逻辑和思路。同时，一些来自中华民族自身的感悟和生活历练能为教学带来创新性启示，艺术考察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教学手段。它既是教学内容的补充，又是教学方法的补充。在完整的教学框架上，艺术考察能开阔学生的眼界，同时让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真切感受课堂上的内容，融会贯通。理论和实践结合还需要有感性体验和生活经验，正所谓“艺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艺术考察在美术教学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一些特别的艺术考察能为美术教学带来深刻的裨益，比如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北地区受到关注和开发并逐渐成为文化教育研究的重要环境，慢慢进入中国美术教育的叙事之中，西北的艺术考察对广州美术学院早期教学活动产生了特别的影响。由于巨大的地域差距，来自南中国地区的这批美术教育者深受启发，他们在考察采风活动中获取灵感，发展出有特色的教学模式，为美术教学带来活力。

一、艺术考察在美术教学中的作用分析

艺术考察不仅是对生活的一种体验，同时也综合了临摹、写生、采风等多元活动，在艺术考察的过程中，不同的活动方式能为美术教学带来不同的效果。

（一）临摹在美术教学中的意义

清代董启云在《画学钩玄》中说道：“初学欲知笔墨，须临摹古人。古人笔墨，规矩方圆之至也。”临摹在美术教学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对初学者来说，临摹是一种门径，能让学画者感受到绘画的方法和模式，在临摹的过程中能快速掌握绘画的技法，让学画者少走弯路，并在学习前人和经典作品的基础上把握美术绘画的要点。除了初学者，临摹在艺术训练中都是很有必要的，它有助于提高艺术创作的技巧和对多种技法的深入学习。临摹同时也是艺术考察的一个方面，在考察中，学生在实物面前直接临摹学习，直接感受原作的面貌和细节，较之于印刷品的转译使用，无论从视觉审美、感性认识还是对照临摹的真实性方面，都有着很大的优势，能为美术教学带来好处。

（二）写生在美术教学中的意义

美术教学的另一种门径是写生。写生是学画者对着真实事物进行创作，相较于临摹而言，写生需要深层次的思考和对真实事物的提炼，也是学画者需要掌握的重要能力，在创作训练之前，写生训练是不可或缺的。在古代绘画创作中，人们已经对写生进行了强调，所谓“移生动质”，对真实事物的细致观察使传统绘画出现了诸如《写生珍禽图》等传世经典作品。现代美术教学十分重视写生，自清末“废科举、兴办学”，新式学堂开设图画课程开始，写生就一直在美术教学的设置中占有相当的比例。蔡元培的美育改革方针也大力提倡写生，写生作为训练方式一直被沿用至今。此外，写生除了对景描绘之外，结合观察和记忆，加以概括与提炼，在美术教学中弥补了临摹所带来的程式化弊端。

（三）生活体验对美术教学的作用

所谓“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搜尽奇峰打草稿”，无论是中国传统绘画还是西方绘画，他们在创作教学上都对事物观察、生活体验给予了高度重视。生活体验区别于理论、技艺训练等方式的理性认识，是一种与通感相关的感性认知训练，在生活中的所感、所思、所想象是美术创作的灵气所在。生活体验是联结理论与实际、理性与感性的桥梁，尤其在艺术创作的教学中，感性的传达是极为重要的。对生活的感性提取赋予美术作品超越现实再现的简单描绘，增加其深入表达的空间。对世界的认识也不能依赖课堂教学，考察、采风、体验，让学生在真情实感中感悟世界，形成对世界、美术的正确认识，才是美术教学的核心。

二、西北考察在广州美术学院早期教学中的意义

广州美术学院前身是创建于1953年的中南美术专科学校，1958年6月，学校迁往广州并改名为广州美术学院，成为华南地区唯一一所高等美术学府。在初创阶段，学校条件艰苦，教学素材有限，教学活动未能有所拓展，而西北考察是广州美术学院早期教学活动中的一次重要举措。1961年7～8月，广州美术学院国画、油画、版画、雕塑四系十位教师，包括杨之光、陈金章、吉梅文、尹国良、林凤青、胡钜湛、冯玉琪、关伟显等，由学校组织并推荐前往敦煌考察两个月。之后也陆续有教师、学生开展西北考察活动，其中包括1979年由广州美术学院国画系教师尚涛带队，方楚雄、梁如洁、陈永锵等多位美院师生再次前往敦煌。这些考察活动开启了广州美术学院教学的多元探索和开拓发展，相较于开启西北考察之前的情况，考察活动在教学上形成了丰富的面貌。

（一）考察体验对美术教学的帮助

西北考察对广州美术学院师生而言，最大的感悟就是南北地域的差距，从气候地貌、风土人情到历史文化、人文情怀，生活体验是教学中最难传达的东西，而西北考察填补了这些感性认识。与此同时，对于一些跨地域的教学知识点，真实的呈现让教学事半功倍。比较明显的例子是传统中国画皴法中“斧劈皴”的理解与使用：地处潮湿气候、丘陵地带的南方风景面貌与北方的风景面貌相距甚大，年青学子可能不好理解绘画作品中关于北方山石的表现，而“斧劈皴”作为描绘北方山石的一种技法，是专门为了表现北方山石的质地而出现的，年青学子在面对真实的北方山景时才能领悟“斧劈皴”的妙处。前人的美术创作是基于生活的提炼，考察是让学画者感受相应的生活，从中寻找前人创作的语境，从而达到理解与融汇的效果。

（二）考察临摹对教学训练的提高

临摹作为美术教学的手段之一，临摹的对象是关键。对于原迹的临摹是优先于印刷品的，因为印刷的转译因印刷技术而存在差异，而对于一些非纸本的作品临摹，分别就更大了。如胡钜湛在临摹敦煌壁画《千手观音》时便感叹道：“这次学习研究是很好的机会，使我对古代艺术（有了）更深的学习和感受，在临摹元代的千手观音（时）有更深的感受，它能用单线的组合，疏密流畅动感的造型变化，无不为之折服，深感祖国遗产的丰富。”这种临摹壁画的感受，是印刷品所给予不了的。在西北考察中，对美术教学带来的最大裨益便是对壁画、藏于西北地区的作品真迹的观看和临摹，这些临摹加深了学生对美术作品的认识，使其在临摹中吸收绘画技巧和创作要点，这是课堂教学所难以达到的。

（三）写生采风提高教学质量

在美术教学中，临摹和写生是相辅相成且必不可少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后来任教于广州美术学院的关山月、黎雄才曾奔赴西北写生、考察，他们的写生画稿成为广州美术学院早期国画教学的经典案例。1943—1945年，关山月与赵望云、张振铎等远赴西北地区旅行写生，沿河西走廊到甘肃敦煌，画了大量速写并临摹壁画80余幅，开拓了胸襟与眼界。尤其黎雄才于1941年开始经韶关取道桂林入川，而后转走西安、兰州、敦煌，再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甘肃等地旅行写生，留下大量珍贵的西北写生稿件，这批画稿中关于皴法的使用为南方学子形象地示范了北方皴法的表现应用，而西北民风带来的艺术气息也开拓了学子们的胸襟与眼界。广美学子追随师辈，在西北写生采风中获取创作灵感，积累写生素材，他们在重踏前辈足迹的同时领悟前辈们的开拓精神，而探索出新路径的时候又深深为新的发现而震撼，这些采访所得为美术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教学质量也随之有很大提高。

三、西北考察在广州美术学院早期教学中的影响

（一）教材、教学素材的积累

在条件艰苦的20世纪60年代，远途写生活动实属难得，西北考察为广州美术学院早期的教学活动积累了重要的教学材料。1961年的那次西北考察结束后，广州美术学院举办了敦煌艺术学习心得报告——1969年11月底，杨之光向全校师生做了《敦煌壁画的继承、发展关系及其传神特色》的学术报告——和临摹敦煌壁画、雕塑展览。林凤青临摹的《维摩诘经变图》、胡钜湛临摹的《千手观音》等一系列临摹作品展览后捐献给学校，成为广州美术学院珍贵的教学材料，而敦煌行回来后的分享、临摹展览和后来的教学，更为广美学子带来了丰厚的学习资源。1979年的考察更是一次专门针对敦煌的考察临摹活动，重点是为教学积攒临摹材料。这些重要的临摹材料在之后的三四十年里一直成为中国画学院重要的教材，每年都为新生学子们提供重要的临摹机会，而且成为中国画学院重要的教学成果，是中国画学院教学历史中重要的一环。同时，教师们深受敦煌艺术的震撼和启发，在之后的教学中渗透、推广，逐渐形成广美学子西北采风的传统，并培养了一批受西北艺术启发的艺术家。

（二）没骨人物画教学新发展

中国画创作中有一种没骨技法，多用于花鸟画的创作之中，后来在写意人物画发展起来后，也有人将该技法应用在写意人物画创作中，但一直未成体系。1961年的敦煌临摹团队中的杨之光是建构新中国人物画重要的艺术家之一，他不仅在广州美术学院建立起完整的人物画教学体系，更在新中国人物画发展上对没骨人物画教学进行了推进。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北考察中，杨之光于敦煌壁画中领悟到关于“传神”的艺术精粹，他认为壁画中的人物“堪称神形兼备的典范，不只是神态动人，就是拿现代解剖学的观点来看，对自然形体的把握也是极其准确的”。而且他受壁画启发，融合西画技法，提炼出颇具高难度的没骨人物画法。色墨的干湿浓淡变化呼应着人物的形体起伏转折造型，随着色墨与造型的结合，在不用勾线描绘的情况下，人物动态便栩栩如生，这种没骨人物画创作给人一种浑然而至、一气呵成的视觉效果。杨之光将没骨造型法运用在人物画教学中，形成一种酣畅淋漓的人物创作模式，为教学带来了新的面貌。

（三）记忆教学法新发展

记忆画法是一种介于写生与创作之间的有效训练方法。在西北考察的切身感受和实践中，为了快速记录转瞬即逝的景色，记忆画法是不错的手法。不少老师发现将这种快速记录的绘画手法使用在教学中，能训练出学生对画面大体感觉的把握，帮助学生提炼绘画语言，减少过多细枝末节的干扰。正如刘盛夫在自己编著的造型艺术技法基础课专题教材工具书稿《色彩与艺术》中说的：“从客观存在的全露景象中，概括感受‘主调’的色彩关系；提炼其内容意境的特定气氛，——这是实践创作必需的要求。……记忆着的东西常是最鲜明的特征印象，就像音乐艺术的‘主旋律’。”“将记忆中一个特定的鲜明的视觉感受和自己的感情通过对形式、构图与色彩互相融合的思索，最终在画面上呈现着充满微妙色、光的梦幻般的景象。”这套方法确实对风景山水练习和色彩训练有不错的效果，许多受教的学生从中获得不少提升。就像胡钜湛于西北无限风光中领略出的创作心得那样：“当火车进入祁连山时窗外的景色让我一惊，快打开画箱，这种快速记录加记忆成为我创作的最激动的手段。”快速记录的绘画手法为美术教学带来了新的趣味。

四、西北考察在美术教学中的启示

回顾过往，西北考察对于广州美术学院早期教学，确实产生了不少积极的推动作用，其中的影响是值得我们继续挖掘的。从西北考察给予了美术教育者们灵感和教学推进中，我们也能感受到一些教学启示与总结：（1）我们看到对经典的学习和对经验的温故知新的重要性。西北丰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犹如宝藏，是美术教学中一本翻不完的教材。西北考察为美术教学带来的不仅仅是表层的临摹学习，还有深层次的滋养。学子们从对经典的学习中积累基础，对传统美术的塑造、技巧等的重温有助于未来的创新创造。（2）对生活的体验和对自然的师法是艺术的根源，也是美术教学的根源。写生与采风为美术教学注入新鲜的血液，让艺术跟随时代，不泥古、不陈陈相因，才能开拓更宽广的创作未来。

考察与教学互补互促、相辅相成，形成良性的循环，也形成了两个地域间的有效交流。美术教学在这种交流之下不断地产生反应，继续促进美术教学的向前发展。西北与广美教学之间的牵连至今仍在持续发酵：广美学子每年都分批进入西北地区进行采风写生，西北考察是重要的专业课程之一；不断引进考察学术成果展览，如2008年与敦煌艺术研究院合办的“东方色彩，中国意象”大型展览学术活动、2019—2020年长安画派/岭南画派交流展等；开展大型专题西北考察活动，如中国画学院开展的“敦煌美术学——中国古代壁画（西部）考察”等。

西北考察给广美学子的影响是绵长而深刻的，笔者经对不同届的广美学子的问访发现，绘画专业的年青艺术家们均对西北采风、考察印象深刻，并认为西北考察对他们的专业学习、风格形成有着一定的影响。西北考察不仅仅对广州美术学院早期教学产生了影响，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希望以上的分析能为美术教学以后的发展带来启示。